“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路径，也是一种具有内在质的规定性的规范，
并建构人的思维方式，它引导基层治理的高质量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部分。
相对于中央决策的高层政治而言，基层治理被称之为“低政治”的范围。
“低政治”的地位并不低。自上世纪90年代末，基层治理开始成为一个热门领域，
并呈加速度发展，成为不同学科不同机构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成为高关注度的“高政治”。
基层治理研究成为热门领域，是时代所然。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深刻变革中，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深度扩展的过程。
我国的现代化具有由外向内、由上到下的特点。在外部冲击下，现代化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变革政治制度。
100多年现代化的重大成果是搭建了一个现代国家框架，但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领域才发生历史性变革，触及到一个具有历史厚度的“深层中国”的社会结构。
这一深刻变革在基层表现得最为突出，伴随现代化产生的社会矛盾也在基层表现得最为突出。
国家试图通过有效的基层治理，走出现代化带来的“不稳定困境”，基层治理因此成为学界的热门议题。
基层治理成为热门议题，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但从总体上看，研究水平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需求及理论创新要求相比，还有相当距离，
尚处于“低政治”层面，甚至被认为是门槛很低的领域。学术增长主要是简单的量的增长，
而不是质的提升，这反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基层治理都处于探索阶段的特点。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标志着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进入到自觉、自主、自为的阶段。这有助于推动基层治理的高质量研究。
一是将热门问题转换为高质量的学术议题。
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基层治理成为热门领域，在于问题多。
这些问题发生于现代化进程中，要善于依照现代化一般规律将实际问题转换为高质量的学术议题，以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度讨论。
现代化是一种质的规定性，以与传统相区别。
但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相互纠缠，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将现代化进程中的热门问题提升为学术议题。
如现代国家包括两种能力，一是国家控制能力，二是国家服务能力。
从前者看，我国自秦始皇开始便有了强大的国家控制能力，包括郡县制和家户制，
所以包括韦伯在内的大学者将中国视之为“早熟”的现代国家。但从国家服务能力看，
我国直到本世纪初才实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又属于极其“晚熟”的现代国家。
当下，基层治理中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国家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矛盾特别突出，并需要根据实际问题进行深度研究。
二是将治理问题转换为高质量的学术概念。
基层治理研究可以近距离触摸问题，但要善于将问题转换为具有概括性和引领性的学术概念，以形成标识性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性问题，但需要将问题概念化，产生引领效应。
如黄宗智的“内卷化”、欧博文的“依法抗争”等，都是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产生的概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一座理论富矿，只是有待我们挖掘，将矿石炼成金。
三是将治理创新转换为高质量的学术理念。
近二十年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实践较多，但缺乏必要的理念。
治理作为学术名词是九十年代从外国引进的，具有很强的现代性。
但中国的基层治理创新发生于中国大地上，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也有自己的追求，由此需要建构中国的治理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提供了导引，这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既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更要充分汲取本土资源，与古为新，体现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构基层治理创新理念，开辟了新的思考方向。
一是在理念上，中华民族有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历史上的美好向往具有历史穿越性和人类普遍性。
二是在话语上，中华民族有耳熟能详的表达方式。
三是在学术上，中华民族有自己特有的哲理理解。如“邻里守望”是一种理想，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更是人与人依赖关系的价值观的体现。新时代的“邻里守望”体现了基层治理创新的努力方向，有助于建构“邻睦制度”，并形成广泛的影响力。
四是将个别理论转换为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近些年来，基层治理研究十分活跃，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概念、新提法。
但与碎片化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一样，基层治理创新理论也处于碎片化状态，还未能将基层治理创新置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去理解，从而建构成体系的创新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一个农业大国基础上开启的，为学术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都将农民问题作为现代化不同模式和进程的重要变量。
中国式现代化依靠什么力量解决农民问题，从而将农民问题这一现代化的“火药桶”转换为“动力源”，
需要理论阐释，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原创性理论，从而产生中国自己的“摩尔”和“亨廷顿”。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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