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演化的成功与否，核心因素之一是看该类物种DNA的拷贝数是否足够多，新冠病毒不断降低自身对寄主的影响，小麦不断降低对种植环境的要求，这是刻画在基因里的为增加DNA拷贝数的目的；对于早期的智人而言，从事野果采集、小动物猎杀其实也能生存，但受限于生产效率问题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所以部落的人也都围绕着生存下去这个目的忙碌。直到开始进行农作物驯化，比如小麦、土豆、猪等，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也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所以部落里的一部分人开始可以不从事以生存为目标的农业活动，社会阶层也开始形成，但就个人而言，为了“增加智人基因组在世界上的拷贝数”，需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个交易应该很少人会同意，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对于个人而言农业革命就是一个陷阱。
农业革命可以让数百个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分工明确，相安无事；但随着生产效率的增加，人口规模也随之爆炸，当人数超过几千、几万的时候，单纯为运作一个农耕社会而产生的凝聚力就不足以凝聚多个这样的团队了，这时候就需要虚构的故事让更多互不认识的人相互合作，这些虚构的故事可以是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也可以是初期的国家的概念，远期的比如汉谟拉比法典，近期的比如美国独立宣言。
法家推崇者的终极任务是想办法逼你干你不喜欢干的事，来满足统治者的欲望，因此法家的“法”是只保护君主一个人，剩下的人全是他的私有财产用于满足个人的意志，因此先秦法家代表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国家的富强需要建立在普通百姓的愚昧和贫穷上；现代法律更多的是确立一种界限，也就是个人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前提是不能伤害到别人。不能做危害他人的事，同时别人也不能做危害你的事，所以法律对个人既是约束，又是保护。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和“平等”逐渐成为基本的全球价值观，但这两者从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想要确保“平等”，那么那些凭借某些优势占用较多资源的群体就需要受到限制，从而去保护那些弱势的群体；同样的，想要确保“自由”，那么只要法律框架允许范围内活动都需要得到保护，同时也就助长了资本家的贪婪和冒险家的偏执。
任务资产或财富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他人劳动的索取权，也就是说不管是房子、股票、货币、黄金还是其他资产，最终需要能兑换成某些人的劳动才有意义；而一线打工者以为的一线城市的房产是核心资产，但终归一线打工者本身才是核心资产，只是现阶段通过房产的买卖来锁定一线打工者的劳动产出，等一个周期之后再换一批一线打工者，换一种新的方式继续去锁定他们的劳动产出。
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本人达到了涅槃，从痛苦中完全解脱，而这之后就称之为“佛陀”，意为“觉悟者”，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需要放下欲望，放下欲望需要去体验事物的本质，从旁观者的角度去体验自身的感受，保持没有情绪波，而不是从本我的角度去纠结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1830年英国启用了人类第一条商业铁路，短短20年间西方国家的铁路已经近4万公里，1880年时已经超过35万公里；由于缺少西方的价值观、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中国在1876年才在欧洲人的帮助下建设了第一条铁路，并于次年被拆除，因此科技的发展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正如大航海时代西欧国家对海洋的疯狂探索一样，不断地在船舶、军事、生物、医学、天文等方面进行科技升级，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因素支撑起了近代的几乎所有西方强国。